劳动市场不规范还表现为劳动用工不规范。由于劳动力供方市场长期存在，劳动仲裁与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不到位，对企业（公司）不履行劳动合同、克扣工资、少缴或不缴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违规操作或不法行为缺少有力的处罚手段。导致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超时用工、加班工资不足额发放等现象普遍存在，克扣和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生。在被调查的488位农民工中，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占23.2%，达成口头协议（主要限于工资、工作年限等劳务事宜）的占14.1%,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口头协议的占59.8%，企业拒签的占2.9%（表2）。
从行业上看，劳动用工不规范的主要是建筑业。其劳动合同签订率仅12.3%,未签率和拒签率分别达到77.4%和5.8%（表3），而建筑业劳动强度最高、危险性最大，是最需要签订劳动合同的行业。然而，一是由于建筑业务往往层层分包，劳动用工合同执行失控；二是由于建筑用工更多来源于老乡引路与包工头带领，农民工把“熟人关系”等同于“契约关系”；三是由于建筑行业工期不定、野外作业、流动性较大特征，部分农民工认为“签了合同不自由”。从而导致建筑业的高风险与低合同率同地并存。
劳动用工不规范还表现为超时用工，据调查，488个农民工中，44.9%的农民工存在超时工作，其中，近10%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见图1）。据调查，个别企业农民工的工作时间每天长达12小时。在建筑业中，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间普遍为10-12小时，大大超出《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与此同时，农民工并没有拿到法定加班工资，有的低于工作时间内的工资标准，有的甚至劳而无获。
图1 杭州农民工每天工作小时数
在219名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的农民工中，只有35人的加班工资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发放的，占16.0%；163人（占74.3%）得到的加班工资低于有关规定，还有21人(占9.7%)根本拿不到加班工资（见图2）。
图2 杭州农民工实得加班工资标准
从企业支付给农民工小时工资实绩看，58.1%的农民工得到的加班工资在每小时5元以下（见图3）。根据《劳动法》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实行月工资制的企业，月、日小时工资标准之间换算公式为：日工资标准=月工资标准÷20.92天小时工资标准=月工资标准÷167.4小时或日工资标准÷8小时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者，在完成计件定额任务后，由用人单位安排延长工作时间的，应根据上述规定的原则，分别按照不低于其本人法定工作时间计件单价的150%、200%、300%支付其工资……执行上款规定有困难的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加班工资的计发基数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杭州农民工人月均工资800元计算，企业支付农民工的加班工资标准至少不低于800元/167.4小时*150%=7.17元。同时，一些企业主法律意识淡薄，少数经营者唯利是图，恶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些农民工进厂就被扣押身份证和一定数量的工资，如果对工作不满意，也难于离职。近年来，全市农民工因工资被拖欠、被拒发而上访、投诉，甚至采取过激方式的现象逐年上升，特是在建筑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中，这一问题比较突出。据市劳动监察部门透露，2005年被查证的农民工资被拖欠额为9600万元。
图3 杭州农民工实得加班工资额(元/小时)
劳动用工不规范中更加严重的情形是劳动安全得不到保障。长时间超负荷劳动极大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2005年，拱墅区、桐庐县各发生一起农民工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恶性事件。一些工、矿、建筑、机械等高危性用工企业，对新进农民工缺乏必要的岗前安全常识培训，甚至缺少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和劳动力保护用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安全投入严重不足，安全设施简陋，违规作业普遍存在，致使安全生产事故频发。据统计，2005年杭州市工矿企业共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109起，死亡124人，重伤21人，其中90%以上死伤者是农民工。
劳动用工不规范，首要责任在企业，政府也难辞其咎，甚至政府为了GDP增长和地方利益维护，针对农民工用工不规范的种种行为实行睁只一眼、闭一只眼的策略，甚至视而不见。劳动执法监察、城管、公安、工商等部门的一些行政执法人员对农民工存在一定歧视，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或面对民工权益损害时不作为。此外，涉及劳动争议的案件，审理程序复杂，时间矿长，程序最多时有10道，经历审理时间1-2年，在复杂的程序和慢长的等待中，农民工因生活来源断绝而自行放弃。即使打赢官司，执行起来也十分困难，如法院要求原告提供侵权企业的地址、银行账号，许多农民工根本不知银行账号为何物，也无从取得，从延误执行。
2、生活成本较高，净收入较低多。从图4可以看出，杭州82%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在800元以上，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外，杭州农民工工资水平算是比较高的。但是，农民工工资远远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据资料，2005年全市城镇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0580元，农民工平均工资仅及该水平的31.4%。而且，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大多是城市里人不愿意做的最苦、最累、最脏、最危险的工作。其中，44.9%的农民工还必须通过超时工作才能得到。据调查，在488个农民工中，能按时拿到工资的占80.1%，有时能、有时不能按时拿到工资的占18.0%，不能按时拿到工资的占1.8%。农民工工资被无故拖欠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一些农民工在讨要工资时经常遭遇刁难、打骂和欺诈，为了讨要血汗钱，个别农民被迫上演“爬大树、爬高楼、爬电线杆”等“惊险秀”。
图4 杭州农民工每月工资收入状况
衡量收入水平的高低，还应同时考察消费水平。调查显示，杭州农民工人月均消费在500元左右。其中，300-500元的占37.3%，500-800元的占32.4%，两者之和为68.7%（表4）。也就是说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800元、月支出500元，月净收入仅300元。在调查一对来自江西的农民工姐妹时，她们算了一笔明细帐：姐姐陈一丹中专毕业，在一家私人企业做会计，月收入1500元，妹妹陈一萍高中毕业，在一家民办学校从事内勤，月收入为1500元，她们都属于农民工的高收入阶层。但她们每月的开销约占收入的70%以上，而且是必须的、最基本的开销。每个月两人共需开支：房租（石桥村农民出租房）250元、水、电、气150元、食物500元、上班交通费100元、周末交通50元、生活日用品200元、购买衣物100元、学费（姐姐在电大读会计专业的本科、妹妹在浙江工业大学读经济管理专业的大专）600元、电话费100元、其它开支100元，合计2250元，人均消费1125元，分别占其收入的75%。
（二）社会融入度较低、融入意识超前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度主要指农民工在城市享受社会保障和民主政治、参与社会事务的状况。从社会保障方面看，参保率较低，看病、住房、养老、子女读书等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农民工。从民主政治方面看，农民工往往是局外人，在城市既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基层的职工代表中，农民工所在人数少得可怜，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渠道不畅，也很少能从职工代表大会上听到农民工的声音。从居住方面看，农民工主要居住在外来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郊结合部，以租房为主，居住面积小、简陋、条件差。还有部分农民工，特别是建筑民工居住在工地工棚，有些就住在店铺、病房（作为陪护人员）等工作场所。从社会交往方面看。农民工很少有与本地人接触或交流的机会，日常生活交往对象也主要局限于老乡、亲戚朋友或居住地的农民工，工余时间的生活单调枯燥，时间大都花在看电视、打牌或者聊天上，很少去逛街、较少去享受城市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农民工的在社会融入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有：
1、农民工社会保障参保率低
据资料，目前全市仅15-20%的农民工参加了各类城镇职工基本保障。据问卷调查，参加一种以上社会保险的农民工占16.6%，83.4%的农民工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见表5）。
其原因何在？主要是政府、企业与农民工三方面对参保的认识不一致。由于各地区社会保障的政策、缴费水平、支付水平差异较大，要建立覆盖全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输入地将比输出地承受更大的财政压力、管理压力，因此，输入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疏于对雇用农民工的用工单位的监管。企业在降低成本的压力下，竭力规避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责任。如果企业要把农民工的“五金“缴齐，相当于增加21-22%的农民工工资总额。所以，一些中小企业尤其是处在创办初期阶段的私营企业一般只为企业中层以上管理和技术骨干缴纳保险，普通员工根本没份，而劳动力买方市场的长期存在迫使农民工不得不委曲求全。部分农民工对社会保险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知，他们更相信现实而不愿寄希望于未来，过分担心社会保险的兑现风险。但据笔者调查，大多数农民愿意并希望参加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488个农民工中，59.8%的人愿意参加社会保险，还有8.6%的人表示无所谓，即可以被说服而参加，只有不足1/3的人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见表6）。
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主要因为更需用现金，比如造房、结婚、生子、看病、还债、子女读书等花销，其比例高达60.4%（表7）。其次，是因为“不知道今后如何享用”，占28.6%，还有11.0%的农民工嫌麻烦。后两者不愿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是可以通过说服、引导的。
仔细分析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发现，在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险的农民工中，85%集中于建筑业（见表8）。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参加社会保障，不仅因为建筑行业工期有限、工作流动性大，还因为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如表9-表10所示，建筑业35岁以上年龄段人员比例为40.6%，明显高于其它行业同类比例；同时，建筑业初中以下学历人员比例为59.5%，又明显高于其它行业同类比例。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农民工参保率低的又一重要原因。①缴费比例较高，农民工难以承受。从2005起,企业职工个人最低缴费标准为上月平均工资的8%，如果按农民工月工资800元计算，人均每月缴费64元。对于低收入农民工群体而言，这一负担过大。②农民工的流动性与保险缴费方式的固定性相矛盾，流动农民工受益难。按照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职工跨地区流动时只能转移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能转移社会统筹资金。如果农民工在城市工作几年后回到农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根本无法与城市接轨，农民在城市缴纳的社会保险，回到户籍地既无法续保也不能享受相应待遇，只能取走在城市自己缴费的那部分。与其这样，还不如把这部分钱直接存银行，既方便又有利息。故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下，农民工缺乏参保积极性。
2、农民工就医看病难
农民工生病时，一般采取能忍则忍、能扛则扛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是舍不得花钱看病的，不少农民工被高昂的医药费吓得不敢进医院。据调查，农民工生病上正规医院的只占被调查人数的23%，44.1%的农民工生病时自己去药店买药（见表11）。调查中，接触到一位高龄孕妇阿青，年龄38岁，职业卖菜，到2006年7月初，妊娠近6个月，临床表现为浮肿、高血压、尿蛋白，医生多次要求她住院观察，但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婉拒，而且在高温闷热的8月份，仍在坚持卖菜，以为新生儿出生积攒必要的花费。
3、农民工住房条件差
目前，杭州农民工主要通过租住“城中村”的农民出租房来解决住房问题，这一比例高达62.3%，居住在企业（公司）的集体宿舍里的占15.8%，居住在建筑工地工棚里的占16.0%，租住居民房的占4.7%，还有少部分农民工寄居于店铺工具间、医院病房（作为陪护）等工作场所（见表12）。
农民工对目前住房条件表示满意的仅占15.2%（见表13）。大部分农民工尤其租住城郊农民出租房的农民工对目前住房的租金、环境等均表示不满。
经过对目前居住条件不满的169个农民工进一步的调查发现，他们主要认为房租太贵（30.1%），居住地脏乱差（29.7%）。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18人（7.9%）认为此处“非长久之地”，所以不满（见表14），可见农民工对不能在城市拥有长久居住用房的失落。
4、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单调
农民工的业余生活以看电视、读书、看报为主。其中，40.5%的人表示每天都看电视，42.3%的人经常看电视；其次是看报，26.5%的人每天读书看报，29.9%的人经常读书看报，而每天或经常到娱乐场所活动、体育运动、上公园、上电影院和上网的人则更少，分别只有0.6%、3.3%、3.1%和3.7%，详见表15。
农民工在创造着城市繁华的同时，却品味着精神生活的寂寞。调查中，许多农民工反映闲暇时间不足，精神文化生活贫乏。尽管他们在城市居住时间延长了,但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阵地极其匮乏，娱乐场所大部分人消费不起，很少从事休闲、娱乐、体育等活动，生活枯燥单一，形成了“白天忙于生计，晚上无所事事”的状况。有59.2%的农民工偶尔或经常感到孤独寂寞。影响他们从事更多休闲、娱乐、体育活动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没有时间和精力，二是费用太贵，三是收入低。
农民工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和沉重的家庭负担压力下，精神负担沉重。调查显示，94.4%的人感到身体疲劳，其中30.4%的人经常感到疲劳，64.0%的人偶尔感到疲劳；90.5%的人感到有精神压力，其中30.7%的人感到经常有精神压力，59.8%的人感到偶尔有精神压力（表16）。
但是，随着农民工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政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希望争取权利、改善待遇的愿望日益强烈（以下意愿调查均为多项选择题）：
──协商工资、同工同酬、增加收入。就如何增加收入的问题，被调查农民工的意愿是：①提高最低工资标准（97.3%）；②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25.6%）；③与城里人同工同酬（98.6%）。
──平等就业、免费培训、稳定岗位。对于就业问题，被调查农民工较多的意愿是：①推行城乡平等的就业政策,让外来工享受同城待遇（93.4%）(文凭不等于水平，学历不代表能力，多一些公平竞争的平台希望企业不要以招收本地工为名，把外地工拒之于门外，实行人性化、公平化就业)；②多提供各种实用技术的培训，最好是免费培训，用人单位也要组织相关技能培训（62.7%）；③降低工作强度，加强劳动执法（43.6%）；④稳定工作岗位，直到退休，如果失业可以与本市失业青年享受同样待业待遇（76.8%）。
──建立民工公寓、提供廉租房、享受公积金。对于住房问题，被调查农民希望：①建设民工公寓，并规范管理（76.2%）。②企业多建集体宿舍，改善集体宿舍居住环境（75.4%）；③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享受同城待遇（24.6%）；④建立单身公寓或小面积套房，让事业有成的农民工可能购买自有住房（13.1%）；⑤让农民工享受住房公积金，并有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并给予适当住房补贴（19.7%）；⑥规范农民出租房管理，让农民工免受高价水、电之累（83.0%）（目前，城郊结合部不少农民房屋出租户按每吨水2元、每度电1元的价格向农民工房客收费，同在一片蓝天下，发生在农民工身上的水、电价格歧视竟无人问津！）。
──建设民工医院、完善医疗保险、开高绿色通道。对于看病问题，农民工们建议：①多建几家廉价的民工医院，让民工有看得起病的地方（43.9%）；②建立科学实际的医疗保险体系，减轻农民医疗负担（53.3%）；③用人单位适当报销民工医疗费，或全部报销（53.3%）；④医院为外来员工开辟绿色通道，降低检查费和药品费，合理用药，禁开大处方和高价处方（37.1%）。
──多建民工子弟学校、降低入学门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对于子女读书问题，农民工们希望：①多建立民工子弟学校，尤其在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城乡结合部，让农民工子女就近、廉价读书（17.8%）；②降低或取消借读费，与杭州居民子女一样只交择校费（30.2%）；③不能歧视外来人员子女，城乡一体，平等就学（27.3%）（见表17）。
──要么留在城市，要么回老家。据调查，在488个农民工中466人回答了对今后的打算：其中，35.2%意在留城，55.8%打算赚了钱回老家、或学好本领回老家创业（表18）。
进一步分析表明，农民工留城愿望随进城时间的延长而不断增强。其中，来杭2年以下的占22.4%、3-5年的占36.6%,6年以上的占41.0%，其中10年以上的占14.5%（见表19）。这表明，经过10多年的城市文明的洗礼和现代文明的熏陶后，农民工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活方式、人生定位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希望留城的农民工群体中，女性比男性更愿意留在城市（见表20）；年轻人比年长人更愿意留在城市（见表21）；高学历者比低学历者更愿意留在城市（见表22）。女性之所以比男性更容易留在城市，主要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城市找到就业岗位，有些岗位如家政，女性的工作年限可以延长至退休以后，有体力、经验、有爱心、会节约的成熟女性比年轻女生更受主妇们的欢迎。年轻漂亮的女性还可以通过与城里人通婚改变其命运。年轻人之所以比年长的人更愿意留在城市，主要是年轻人学历相对较高，更容易接受新知识，发展机会更多，部分年轻尚未在农村结婚生子，他们的人生的起步点就是从城市开始的，也很难回归生养他们的农村。高学历者比较前两者具有更多的留城优势，城市政府也为农民工的高学历者、高技能者制订了许多优惠政策，如入户、创业等，他们更能从就业、生活方式上优先融入城市社会。
（三）心理融入城市难度大，角色转变困难
从前文分析也可以看了，农民工之所以要求公平的城市居民权益，甚至希望给予更多的惠顾，如为农民工开通医疗绿色通道等，是因为他们充分肯定其对城市社会的贡献与价值，也希望能够在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做一个真正的城里人。但现实并不如人意。一方面，事实上的边缘化使农民工难以从心里与城市产生共鸣。农民工远离家乡，长时间生活于城市，受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对城市文化有一种向往，甚至模仿，希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城市通过各种形式将他们拒之于门外。由于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他们在城市没有户口、房屋、医保、养老，只能干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只能居住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出租房内，在单位不能参加工会，不能与其它城里职工同工同酬，社会上没有选举与被选举权……而且据调查，在488个农民工中，有339名认为曾遇到过不公正的遭遇，比率高达69.5%。其中，遭遇2种以上不公待遇的占36.0%，拖欠工、不付工钱的比率分别达到涉案总数的16.2%和18.6%（表23）。这些不公正的待遇使他们无法感受到自己是城市的一分子。
上述遭遇主要来自企业主、包工头、黑社会、政府和城市居民，其比例分别为48.7%、33.0%、2.4%、3.5%和6.2%（见表24）。所以，大多数农民工在心理上很难对所在城市产生归属感和被认同感。
少数城里人歧视农民工子女，认为农民工子女不能与自己的孩子同校读书。2004年，杭州青蓝教育集团胜蓝分校租赁东新园小校教室供农民工子女读书一事，在该小区搞得沸沸扬扬。小区部分居民担心，农民工子女与自己的孩子在一个校园学习、玩耍，把自己的孩子带坏了怎么办？其次是农民工天天进出小区接送孩子，小区居民家的财物丢失了怎么办？把农民工子女看成坏孩子，把农民工视为小偷、强盗。2006年，杭州塘北小学响应市政府号召对外招收农民工子女，由此引起部分学生家长的强烈抵触。一位网名为yzh001的学生家长在社区网站上发帖子表示他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一起上学：“小孩从小到大的环境、意识、习惯都不一样，这样的环境孩子去上学如何让我们做家长的放心呢？”该帖子发出后有上百个跟帖，大部分持支持态度：“……那些准备送子女上塘北小学的家长希望自己孩子有个相对好的学习环境有什么错呢？我们谁都不希望让塘北小学变成民工子弟学校！”一些居民认为，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心理、生理正处在发育阶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万一沾染上了不好的习惯，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当然也有不少居民是支持外来民工子女入学的。
少数城市人平时从眼神中流露出对农民工的无视、不削、嫌弃，使农民工产生被歧视感，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危机，加大了农民工与城市的隔阂。
另一方面，农民工既表现出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但又很难改变小农文化的陋习，进入城市后，虽然脱离了农村的生存伦理，但大多并未融入新的生活规则之中。如重实惠轻理念，重搭配轻竞争，主张绝对平均主义，习惯于“搭便车”等小农文化心里仍然十分浓烈。尤其学历偏低、年纪偏轻、来自偏远农村的农民工，他们比其他社会成员更敏感、狭隘，心灵极容易受到伤害，并因此产生报复行为，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给城市管理、社会治安、居民生活等带来了许多失序与紧张，由此使城里人与农民工之间产生更大的心里隔阂，进而衍生为对农民工更多的戒备与歧视。
从总量看，杭州市犯罪人员来源中流动人员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据统计，2001年流动人员刑事犯罪占总数64.4%，2002年为65.14%，2003年为67.16%，2004年为72%，2005年为80%。流动人员犯罪中，大部分为农民工犯罪。据笔者于2006年6月对在杭200名在押犯罪人员的抽样调查显示，200名罪犯中有157名为外地人员，占总数78.5%。在157名外地犯罪人员中，犯罪前在杭州有职业的共119名，占75.8%（其中包括个体工商户，在此，由于样本有限，也把户籍为农业、身份为农民的个体工商户算作广义的农民工）。
但是，基于农民工群体以年轻人为主，文化程度较低，流动性较大，又以从事劳务为主，该群体的这些特征均符合国际上公认的高危犯罪群体。我们不能拿农民工群体的犯罪率与普通城市居民相比，他们所得到的社会资源、社会支持和社会待遇比常住人口少得多，他们犯罪的主观恶性度比常住人口低得多。而且，犯罪农民工的犯罪目的比较盲目，“一时冲动”犯罪的占60%以上，犯罪后表示后悔的占80%以上。如果他们享有充裕的社会资源、公平的社会待遇和基本的生存条件，农民工犯罪率必将大大下降。
第一，农民工犯罪低龄化、低学历化。在119个犯罪农民工中，年龄在35岁及以下的占85.7%，其中，25岁及以下的占52.1%、18岁及以下的占7.5%；35岁及以下年龄的农民工为新生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基本上从学校直接进入社会，首次出远门就来到了大城市，对城市的期望值过大，加上心智上的成熟度较低，缺乏人生经验和法律常识，还缺乏自我控制力，容易感情冲动或受骗上当，以致走上犯罪道路。从学历上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9.9%，其中小学以下的占36.1%。尽管文化程度对社会个体是否犯罪的意义不具有绝对性，但是，文化程度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个体对社会事物的接受和判别能力，进而制约对正常社会心理的适应和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深度。
第二，农民工犯罪以侵财性为主。农民工所犯案件一般都是抢劫、抢夺以及故意伤害，通常发生在生活处于困境或报复性冲动的情况下。涉及财物的价值量一般不大，大量案件都是偷盗一些生活用品，如衣服、食品、自行车之类。在119例中，直接涉嫌侵财性的主要有偷盗、抢劫和诈骗，三者之和为86例，占总数的72.3%（见表26）。其实，不少杀人案件也是因财而起，偷盗、抢劫被发现时，遂起杀心，由民事案件变性为刑事案件。
农民工犯罪所侵害的对象，多为居住地点附近熟悉的人与物，尤其以盗窃用人单位的原料、产品和同乡同事的财物最为常见。其中农民工侵害农民工（包括老乡）的案件占41.4%（见表27）。
第三，农民工犯罪动机比较盲目。大多数犯罪农民工可能本身没有犯罪预谋，但看到有犯罪时机时，往往难以抵制诱惑，“见财起意”，侥幸作案。据调查，因“一时冲动”作案的农民工罪犯占调查总体的63.5%。从犯罪原因看，因除了前述农民工犯罪群体自身素质低之外，还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据笔者调查，在119个犯罪农民工中，38.3%人认为，辛辛苦苦劳作一生也赶不上城里人的财富，所以有29.3%的农民工罪犯认定“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农民工罪犯的第二大犯罪原因是“报复性犯罪”，即“自救式犯罪”，该比例占13.9%。这种犯罪主要发生在当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或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时，他们没能通过合法手段和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是采取非法手段来维权。如农民工为讨要工资而绑架、拘禁包工头或其亲属、扣押、变卖雇主财产等行为。在农民工罪犯犯罪原因中，“不得已而为之”的比重也不小，其中，因“路费用光”、“好几顿没吃饭”的占10.4%（见表28）。
第四，犯罪农民工对所犯罪行追悔莫及。农民工犯罪群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犯罪动机的盲目性，犯罪动机的盲目性决定了认罪态度的悔悟性。在114个农民工罪犯中(119名中有5名没有回答该问题)，82.5%的人表示后悔，其中，部分人表示非常后悔。只有9.6%的人认为不后悔，还有7.9%的人认为无所谓（见表29），其中，“自救性犯罪”人员认为“别人侵害我在先,我的行为只是拿回我应该得到的”，因而毫无悔过之意。
为了进一步佐证犯罪农民工对犯罪行为后悔的态度，笔者接着提出的另一问题是“如果你在犯罪前有一份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工作，还有一个比较便宜的租住房，你还会犯罪吗？”答案结果是：“仍然会”，占16.8%，“不会”，占68.9%，“不知道”，占14.3%。
通过上述分析，关于杭州农民工融入城市生存状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5个方面的具体结论：
①劳动就业不受限制，但劳动力市场不规范。农民工来杭州就业已不存在任何就业歧视制度与政策，除学历与职业资质等必要的素质条件外，几乎不存在其它就业门槛。但农民工就业的社会化服务水平较低，就业渠道不畅，主要通过亲朋好友、老乡熟人等途径寻找工作。用工不规范，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超时工作象普遍存在，加班工资发放标准较低，劳动保护欠规范。
②工资收入不低，但生活成本较高，一般，农民工生活消费占收入的60%左右，净收入不多。住房租金高、面积小、环境差，离单位远。农民工想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来提升自己，主动融入城市社会的能力有限。
③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超前，但农民工参保率较低。杭州市将农民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均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实行无差别的缴费与享受标准，该社保制度安排超前。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农民工“五险”覆盖率较低，伤无所救、病无所医、老无所养的情况比较普遍。
④农民工追求同城待遇。在就业方面要求公平竞争、无歧视就业、提供培训、完善服务；在住房方面，希望建立民工公寓、提供廉租房、享受公积金；在医疗方面，建议多建民工医院、完善医疗保险、开设民工医疗绿色通道；在子女读书方面，主张多建民工子弟学校、取消借读费、与杭州市民孩子享受平等义务教育。从这些愿望中我们可以读到：农民工已觉醒。当代农民工不仅希望获得与城市职工同等的待遇，还希望给更优惠的照顾，以帮助他们更容易地在城市生存与发展，更快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必然性探讨
农民工进入城市，尽管他们在就业、工资、住房、看病、子女读书等方面都遭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但是这些不公正并没有阻止或延缓他们的转移行为。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市共有外来流动人口70.6万人，到2005年达到218万人，年均增长32.6%，其中80%以上为农民工。农民工转移的动力机制何在？
从总体讲，农民工流动实质上是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实质上人口迁移。所以，不少学者从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研究农民工流动的动力机制。如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式型提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动因是城乡之间存在着实际收入差距。迈克尔•P•托达罗认为，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城乡实际工资的差异，估计有多大；二是在城市谋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估计有多大。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城市远未充分就业，如果农村劳动力只从城乡现实收入差距出发贸然迁入城市，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或只能半就业。因此他们不仅要比较城乡现实收入差距，还要考虑进城后找到工作的机率。国内学者蔡坊等提出，农民工流动具有双重动因。一是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二是相对贫困。他们的研究结论都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因，但均未能从行为过程深入分析其行为的多重动机，即缺少《人口学》意义的迁移行为分析。其实，农民工流动既服从《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又服从《人口学》中的“模型人”假设，“经济人”旨在揭示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因，“模型人”的功能在于归纳人们一般的行为原则。根据人口学的分析框架，人口迁移具有四个基本原则：即实质理性、有限理性、过程理性与表达理性。这四个基本原则也体现在农民工流动的行为中。
第一，实质理性。农民工在比较城乡、工农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后，在给定的条件下，如进城务工政策的放宽、有一定学历、年轻有体力、有一定专长（此前学过木工、电工、缝纫工、砖瓦工等技术）、家里还有足够的劳动力维持家庭正常运转或照顾、抚养未成年人，等等，农民工首先以理性“经济人”的身份作出劳动力是否向非农行业转移的决定，以追求劳动力价值最大化。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传统农民，在家庭承包地上辛勤地劳作一年，一般可以得到现金收入1000元左右，而如果选择外出打工，除去各种开销，每年可赚回现金收入4000-5000元。在给定条件下，农民工当然会理性地选择转向城市非农产业。农民工转移的“实质理性”原则实质上与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绝对收入差距是异曲同工。
第二，有限理性。城乡间、工农间的绝对收入差距是农民决定是否劳动力转移的首要原则，但绝非必然原则。每个农民工个体都还需要理性地分析自身的素质条件、客观因素以及其它限制条件。一般地，自身素质高、客观条件尤其是家庭条件许可，社会条件宽松，农民工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后才会决定转移与否。实践中，尽管部分农民的自身素质好，但客观条件不许可，如就业信息不灵、或家里有小孩或老人需要照顾等，即使农民工清楚地知道城乡绝对收入的差距，也只能选择留守。还有一种情况是：部分农民学历低、年龄偏大、专业技能缺乏、或身体素质较差，即使客观条件并无任何限制，他们也很难转移。正如迈克尔•P•托达罗的人口转移模型所述，需要转移的农民，不仅要考虑城乡现实的收入差距，而且要把农村的现得收入与如果进入城市后找到工作机会的预期收入作比较后才能决定其行为。
第三，过程理性。受各种因素发展变动的影响，农民外出打工决策还存在过程理性：一是在决策和行为中，原来客观条件或预计的情形发生了变化，将引起农民工流动决策的改变。如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直补的1号文件颁布后，不仅影响一批准备外出打工者的决策和行为，而且还吸引了部分已在外打工者的回流。二是农民把是否外出打工的选择嵌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基于对社会资源、社会地位、政治身分、民主权力、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综合权衡，部分农民尤其是那些具有最高的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者，优先选择的转移领域不是异地非农产业，而是当地农村的非农产业（Zhao,1999）。三是涉及转移决策的因素权重发生了改变。如果说，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和劳动者个人前途最优化是农民转移的直接动因，自身、家庭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农民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么，这些因素尤其是家庭条件因素的权重经常左右农民的转移决策。如母亲生病、亲人去逝、小孩出生等情况经常（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农民的转移决策。如果这一论点成立，则情感也是决定农民迁移选择的重要因素。
第四，表达理性。农民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从实质理性原则出发，可能一开始选择能得到最高收入的地区与业行业转移，但从有限理性和表达理性的原则出发，可能选择就近就业或由近向远转移，甚至再由远向近回流。一般地,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工的非农就业主要集中于本县非本乡，就业半径扩展过程为：本乡非本村→本县非本乡→本省非本县→外省外县。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的非农就业主要集中于外省外县，依次还有外省外县→本省非本县→本县非本乡，在本乡非本村或本乡本村非农就业的劳动力并不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消费需求不足等原因，一些回乡创业的农民工在经历投资亏损后，被迫选择再次转移。
在上述四大原则下，农民工转移行为的动力机制可以细化为收入最大化动机、社会流动动机、居住满意动机和生活方式偏好动机。
1、 收入最大化动机
农民工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最直接的动机就是收入最大化，即个人收入最大化（劳动力价值最大化）、家庭收入最大化。笔者对488个农民工的进城动机调查显示，选择“增加收入”答案的共有297名，占回答该问题总人数的64.4%，把“增加收入”作为第一选项，增长见识作为二选项的还有111名，占总数的24.1%（见表25）。
朱明芬.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史的调查分析──以浙江为例[J].中国农村经济,2004(11):69-75.
2、居住满意动机
农民工转移的居住满意动机是收入最大化动机的一个重要派生动机。根据农民消费偏好特征，居住消费是农民除食品消费外的第二大消费。可以说，农民工转移后增加收入的大部分都花费在老家的房屋上了，本人居住条件要改善，子女结婚要建房，房屋太旧要翻新，收入增加要换代。从泥屋到砖房，从两层楼房到3-5层楼房……建房、修房、换房，对于中、西部农民而言，其经济来源主要靠打工收入。从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消费看，收入越高，住房消费水平越高,租住城市居民出租房的比例越高。其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月均房租支出为335.6元，为月均收入800元以下群体的2.96倍。此外,城市中农民工精英群体，即那些已流入个体工商户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等阶层的广义农民工，部分已在城市购买了住房，已成为准城里人或城里人。
3、生活方式偏好动机
农村道路、自来水、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教育、文化、体育、卫生、文化、保障等社会事业缺失，加之基层政府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政或可支配收入有限，致使农村公共服务短缺，文体娱乐生活单调，除了电视、电台等大众娱乐方式外，几乎没有其它娱乐方式。农民中有一定文化的年轻人尤其是农村新生劳动力，被城市的繁华和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所吸引，来到城市享受便捷的交通、方便的通讯、丰富的娱乐、时髦的服饰、多样的服务，学习先进的知识，接受前位的观念，实行8小时工作制，业余时间增多了，可接触的人和事增加了，视野变宽了，脑子变活了，胆识变高了，观念变新了，生活方式变洋了，城市生活方式深深吸引了农民工。一些在城市工作、生活过几年后的农民工，他们再也无法接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居生活方式。
4、社会流动动机
陆学艺根据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和制度分割等因素，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农业劳动者属于社会的第9阶层。但是，农业劳动者在，在固守乡土的贫穷与进城争取财富的搏奕中，大批农民选择了转移。他们在转移之初更多地考虑是收入最大化，转移之后，尤其是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若干年后，他们的动机更多地转向社会流动。如前文所述，随着农民工来杭年限的延长，希望留在城市的比例也增高。其中，“学了本领回家创业”也是农民工实现社会流动的有效途径。实事上，随着农民转移的时间的延长和转移领域的不展拓展，农民工由社会的第9阶层已经主要流向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两大阶层，经过一定经验和资金的积累，再由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阶层流向个体工商户阶层，部分再由个体工商户阶层发达为私营企业主阶层，还有少数农民工通过刻苦学习考上大学、研究生、博士生，进入专业技术员阶层、经营管理阶层甚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当然，目前的大部分农民工最大的可能是流回农业劳动者阶层。详见图5。
图5：农民工社会流动方向
从上述农民工转移的动力机制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性：只要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只要工农间的绝对收入差别仍然存在，只要城乡间的城乡间收入居住差别仍然存在，农民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农村流向城市的转移就不会停止。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专业技能培训逐步增强，各种限制政策被逐步取缔，相关保障制度日益健全，各种社会服务日益完善，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转移。而且，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是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发展农村根本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只有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才能加快城镇化进程，推动社会结构转型与提升，提高现代化水平。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有利条件
1、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奠定了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市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初步统计，2005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达到2918.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5%。按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为44487元。全年实现财政收入520.79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50.4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60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655元。杭州经济总量继续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二、副省级城市第三、全国大中城市第八。2005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杭州城市竞争力在内地200个城市中排名第五位；被世界银行评为“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第一；2004、2005年连续两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首位。杭州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大大增强了解决农民工在杭州的就业、生活、社保、子女就学等实际困难的能力。
2、二、三产业发达，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奠定了产业基础
在积极的产业政策下，杭州就业形势日趋好转，也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杭州市在充分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加快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在着力促进规模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尤其是非公经济组织的发展；在持续发展传统旅游产业的同时，积极开发休闲文化产业，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九五”期末的7.5∶51.3∶41.2调整到“十五”期末的5.0∶51.2∶43.8，城市化水平提高到62.1%，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2003-2005年间，全市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4.33万人，预计未来5年每年将新增岗位27万个左右。
3、系列制度安排领先，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奠定了制度基础
杭州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制度创新快，文化包容性强，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人文基础。首先，平等的户籍制度。杭州将从2007年起在全市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逐步推行居住证制度，为构建新型的城乡、工农关系，有效地解决农民工问题破除了主要制度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