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杭州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研究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本课题依据这一指导方针，从文化的含义出发，分析了农村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并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详尽探讨了杭州农村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地域特点，指出杭州农村传统文化的的丰富性、独特性和多样性。针对杭州农村传统文化的特点，阐述了杭州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依据传统文化中古村落、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和民间民族表演艺术、制作工艺、口头语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划分，进一步加强对杭州农村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发掘、整理和保护工作，逐步建立有效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体系,以便大力弘扬杭州农村优秀文化传统，发展农村特色文化,守护好我们的精神家园。

关键词：农村传统文化；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理工作。”[1] 中华民族是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民族，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然而，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不少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岁月的侵蚀或遭到人为的破坏，有的已经濒临灭绝。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人类的任务，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崇高责任，也是世界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杭州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十分丰厚，文化地域特色非常鲜明，古村落、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散布农村各地。进一步加强对杭州农村传统文化资源的系统发掘、整理和保护 ,逐步建立有效的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体系,弘扬农村优秀文化传统，着力发展农村特色文化,让村落留下历史记忆，让人们记住“回家的路”，是杭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

文化是人的本质的表现，是由人创造的，既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又是人类所追求的目标与智慧的结晶。它首先标志人类对自然与社会认识的结晶，它是以某种符号系统所表示的人类的认识能力与所赋予的不断变化的某种特殊意义（价值）。虽然文化的形态各异，但是它都表示人类的一定认识能力，它都具有某种被人们所能理解的意义。有的西方近代学者，把“文化”视为人类认识成果的综合体。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指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法律、艺术、道德、习俗等多学科的知识[2]。美国人类学家克罗博和克拉康考察了过去学者对“文化”所下的200多个定义之后，把“文化”理解为通过符号和形象（语言与艺术）所获得并加以传播的价值系统和行为模式[3]。马克思主义曾经从文化形态学角度，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种认为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辞海》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也特指意识形态。”

文化分为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广义的文化又称“大文化”，包括许多领域，如认识领域，包括语言、哲学、科学教育等；规范化饿文化，如道德、法律、信仰等；艺术领域，如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器用科学领域，如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相关的制造技术等；社会领域，如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这里既有物质文化，又有精神文化。有的学者将广义文化分为四个层次[4]：（1）物态文化层。指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衣食住行方面的文化，如农业、纺织、建筑等。它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2）制度文化层。即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准则，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家族制度等，涉及家庭、民族、国家、宗教团体、教育、科学、艺术组织等。（3）行为文化层。它以民风、民俗的形态出现，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正如古人云：“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4）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其中又分为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层次。以上就是广义的文化，凡是由人类创造的物质的、精神的成果都可以称之为“文化”，前者主要指物质类文化，后三者主要是非物质类文化。

文化从来都是动态概念，它既是流动的，又是在特定的地域、特殊的民族范围内生长、发展的。如前面所述，文化既有民族特征，又有时代特征。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可以从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去着眼，所谓从历史方面着眼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传统文化的形成与思想结构、思想内涵。所谓从现实方面着眼的研究，主要是探讨传统文化的流变及其在历史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积淀和影响社会的价值功能，概而言之，就是文化传统问题。在传统文化的流变中，那些被历代所认同而积淀下来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发挥影响作用的部分，便形成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所谓传统文化就是在民族文化的流变中，那些历代积累相对不变的文化因子，就是存在于人民生活方式、思想方式中的传统。一般的传统文化，主要表现为精神方向、价值观念、道德风尚、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杜维明认为：“文化传统更多则是今天人们所拥有的作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的精神资源。”[5]

中国自古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至今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起着主导作用。农村传统文化是中国乡村社会传统的文化特征。它反映着劳动人民独特的生活情趣，包含着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信息，代表着民众的审美理想。农村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在民族生活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其中有些还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优秀代表。农村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情感之根，其本质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些文化内核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得天独厚的根基。杭州农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十分丰厚，文化地域特色非常鲜明，古村落、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散布农村各地，必须在新农村建设中切实加以保护和传承，让村落留下历史记忆，让人们记住“回家的路”[6]。在农村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过程中，人民群众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我们只有在保护和重新唤醒这些“记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懂得人类文化整体饿内涵与意义，否则，我们损失的不仅仅是失去了一种文化形态，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寄寓在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的人类智慧和精神血脉，而且这种损失是难以挽回的。因此，保护不同民族、群体、地域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保护因其本身存在形态限制而受到现代社会发展冲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国际间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造就了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留给我们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是中国人生存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民族聚凝力和生命力之所在。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这些农村传统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政治意义。传统文化体现了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等特点，承载着国家、民族或族群文化生命的密码，既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又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农村传统文化中蕴涵的特有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这些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情感和个性特征，以及自强不息的民族凝聚力和亲和力，是维系中华民族情感的重要纽带与建设先进文化的丰富精神资源和深厚文化根基。

2、历史意义。农村传统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历史进步的标志，凝聚了古人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实践经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民族民间的科技文化蕴涵着大量的尚待开发和破解的历史文化信息，为后人的科技发明和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灵感资源。

3、文化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渔猎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文化遗产是在游牧文明、渔猎文明和原始农耕文明中养育、积淀下来的，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生产生活实际、民族特征、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它以独特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为文化创新提供着基因和动力，不断地传承着文化传统，延续着中华文明。

4、经济意义。“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并非将旧有的东西当作“活化石”摆在博物馆里仅供展览，也不是把故旧的民俗事象简单地搬到现代生活中重演，而是要在深层挖掘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和艺术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赋予其经济意义，使其融入经济发展大潮，创造市场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7]。因此，农村传统文化在古代往往都表现为各种民间文化，其范围包括存在于民间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和口头语言等各种社会习惯、风俗事物。民间的物质文化是由人类的衣食住行和手工艺制作等物化形式组成，如民居、服饰、农耕方式等。民间的社会文化是指人类社会集团中氏族、家族、宗族、村落、乡镇、市镇及各职业行业集团等民间组织，这些社会组织以约定俗成的方式固定下来，成为维系民间人际关系的纽带。民间的精神文化即民间意识形态，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伦理、道德、文学和艺术。民间的口头语言主要是指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方言、口头文学、说的艺术和唱的艺术。因此，民间文化的这些类型决定了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对象主要分为物质类文化遗产和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社会文化、精神文化、口头语言）。

物质类文化遗产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分为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文物、建筑群、遗址）、自然遗产（主要包括从美学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由地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定的濒危动植物物种生态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只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定的自然地带）、文化景观（主要包括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

非物质类文化遗产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系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按上述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a) 口头传统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b) 表演艺术；(c) 社会风俗、礼仪、节庆；(d)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e)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杭州历史悠久,三面环山,依江傍湖,自秦设县以来已有2000多年的文字记载。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文物古迹、秀丽的湖山景色是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最大特色。历代遗留下来的各种有形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传统建筑、街道以及城市的格局、特色、民俗风情,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此外,各类民间口头相传的语言文化、神话传说等无形文化遗产更为杭州增添了迷人的魅力。

在自古以来的吴越之地,杭州的地域文化堪称独特,杭州农村传统文化的发展,自先秦以来,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先秦到西晋灭亡前。在这一时期,杭州地处吴、越接壤之地,春秋末年,越灭吴,进入战国后,越又为楚所灭。因此,其文化在保持吴、越特色的同时,也受到楚文化的一些影响。秦始皇统一全国,设置钱塘县,中原文化也于此时开始对杭州的地域文化产生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显著,杭州与其周边地区,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吴、越文化的风貌。第二个时期,是永嘉南渡到南宋末。这一时期,是杭州传统文化转型时期,我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移民高潮,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三次移民高潮的共同作用是将大量的北方文化注入南方,同时大大提高了南方许多地区的人口密度。在整个南宋时期,南北文化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政治军事背景下,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新型的地域文化。到南宋灭亡前后,杭州地域文化的面貌已经基本定型。第三个时期,是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先后受蒙、满民族的统治,杭州继续受到北方文化及蒙、满民族文化的一些影响,但相对于前一个时期的文化转型而言,这些影响并没有改变自南宋以来业已定型的杭州地域文化的基本面貌。在以上诸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杭州传统文化刚柔相济、义利兼顾,矜持而务实,智巧而淳厚、勤奋而又不失从容的基本特征。这也正是杭州地域文化的底蕴所在。

杭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风景旅游城市，有着8000多年的跨湖桥文化、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和2200多年的建城史，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自古就成为多种文化的汇流之地，丰富而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沿袭和传承着传统生活文化根基的原真性。

1、农村主要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经大规模文物普查,杭州市现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8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02处,市文物保护点215处,历史文化街区10处,地下文物重点保护历史区10处,拟保护历史建筑114处。可以说,文物类型相当齐全,每个时期都有辉煌的记录,反映出一个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在这些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中，古村镇是杭州农村主要物质文化遗产的集大成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古村镇有余杭的塘栖、仓前、九曲岭，萧山的衙前、楼英村，富阳的龙门、临安的河桥，桐庐的深澳，建德的梅城、新叶、淳安的芹川等。这些古村镇有的是名人故里，如龙门、梅城；有的是宗族集散地或大家族宅院，如深澳、新叶；有的是历史繁华的商贸重镇，如塘栖、河桥；有的是独特地理条件自成一体，如芹川。这些古村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衬托着杭州农村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多样性。这些历史文化遗存，如珍珠般点缀，散落在杭州1659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见证了杭州社会的变迁，蕴涵着杭州人特有的精神价值，承载着历代杭州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它不仅是历史杭州文化遗产的结晶，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2、农村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浙江省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统计数字显示，全市共有民间艺术500多项，经甄别后整理上报345项，其中表演类185项，造型类124项，综合类36项。其中列入杭州市民族民间艺术保护的项目27个、浙江省首批民族民间艺术保护项目10个、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7项、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名、浙江省第一、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共63个，国家级“民间艺术之乡”2个（临安“中国民间艺术（现代民间绘画）之乡”、桐庐“中国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省级“民间艺术之乡”2个（余杭“浙江省民间艺术（滚灯）之乡”、萧山“浙江省民间艺术（细十番）之乡”。其中，造型艺术类主要有：萧山的天石微雕、萧山花边、南宋官窑瓷制作技艺，余杭的清水丝绵、纸伞制作技艺、富阳的常绿纸伞、竹纸制作技艺，临安的昌化鸡血石雕，桐庐的剪纸，拱墅的灶头画、迷你风筝，滨江的西兴灯笼，建德的严东关五加皮酿酒技艺，淳安的八都麻绣工艺等。表演艺术主要有：杭州小热昏，萧山的楼塔细十番、翻九楼、河上板龙，余杭滚灯、五常十八般武艺、鸬鸟鳌鱼灯，临安的神兽花灯、马啸滚灯、湍口变狮、建德的畲族民歌、严州虾灯、九姓渔民婚俗，富阳的古亭锣鼓、跳仙鹤，桐庐的狮毛龙、中门大灯、湖田大马灯，淳安的瑶山秋千、汾口草龙、三脚戏、竹马，滨江区的西兴祝福，拱墅区花朝节、半山泥猫习俗、西湖区的蒋村龙舟等等。这些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与民间艺术，具有历史悠久、文化价值高、种类繁多，涵盖面广、影响深远、享誉度高的特点，充分反映了杭州农村传统文化的特色和多样性。

近年来，中央、浙江省和杭州市政府非常重视农村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其作为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部分予以加强。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等文件。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先后出台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关于加强基层文化建设若干意见》、《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等，并于今年出台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对加强传统文化保护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近年来，杭州的民间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取得了较好成绩。具有杭州特色的民间陶瓷、剪纸、刺绣、染织、编织、灯彩等艺术，在国内外形成广泛影响。一批民间舞蹈、民间音乐、民间器乐、民间戏曲、民间曲艺节目多次参加全国性展示、比赛活动并获奖。民间艺术所具有的特色与内在张力带动了当地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一方特色艺术产业的兴旺，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1、初步形成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机制。杭州市和区、县（市）均成立了民间文化艺术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为推进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提供了组织保证。市里将民间艺术与越剧、金石艺术一起列为文化发展的三个重点，均按照全国一流水平建设。自2004年起，杭州市财政每年安排400万元基层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其中80万元用于优秀民族民间艺术资源的发掘、保护和民间艺术人才的培养。通过专项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杭州农村传统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作的组织机制、工作机制、投入机制和保障机制初步形成。

2、积极开展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和保护项目评审。上世纪80年代初，对民间歌曲、民间舞蹈、民间乐器的收集整理工作，共收集民间歌曲2000余首，其中《中国民族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编入106首、《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编入7个。2003年开始，对各地申报的52个项目进行了评审，列入杭州市民族民间艺术保护项目27个、浙江省首批民族民间艺术保护项目10个，王星记扇子、西湖绸伞、都锦生织锦、萧山花边、杭剧、淳安三脚戏、江南丝竹等10个项目被列入浙江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白蛇传》传说、《梁祝》传说、杭州小热昏、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西泠印社金石艺术、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富阳竹纸制作技艺等7个项目被文化部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

3、注重开展多层次的传统文化交流活动。西湖狂欢节、“风雅颂”杭州民间艺术展演、“吴越风情”广场文化艺术节、临安的“吴越风”元宵灯会、余杭的滚灯大赛和民间表演艺术展演、淳安的“千岛湖秀水节”、桐庐的“神州风韵”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剪纸邀请赛等活动，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临安水龙、猪八戒背媳妇、余杭滚灯、富阳的东吴传龙等民间表演艺术节目先后参加了国外狂欢节和艺术节日的汇演。近几年，杭州市共组织20余位民间艺术家赴英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等国进行参观交流，组织淳安竹马、余杭滚灯、萧山灯鼓等组团参加参加澳门第三届妈祖文化旅游节、法国尼斯欢乐节等国（境）内外演出，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得了较大的反响。

4、注重农村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针对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各地因地制宜采取各种有效手段和保护措施，特别是“活保护”措施，使民族民间艺术得到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桐庐等地把剪纸等技艺带进学校课堂，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艺，培养青少年儿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情和爱乡、爱国的热情。市群艺馆组织开展“拯救江南丝竹”杭州高校行系列活动，将民间艺术保护活动的触角，延伸到高等院校，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5、启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和成果编纂工作。采取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方式，对传统文化遗产（民间艺术）保护工作进行部署。对列入试点的单位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组织专家到试点单位蹲点调研，提供业务指导。分别出版了《桐庐剪纸》、《富阳楹联集》、《临安农民画》、《临安根雕》、《淳安竹马》等共13集杭州民间艺术荟萃丛书。形成了两年一届的“风·雅·颂”杭州民间艺术展示固定载体和每年一届的“西湖狂欢节”展示平台。2006年将在全市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普查的基础上，编纂出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民间艺术专辑)》。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编写指南》中指出：“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文化遗产的诸多形式受到文化单一化、武装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人口外流、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威胁，正面临消失的危险。”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就杭州来说，当前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来自社会认知和社会观念的挑战。一些人认为传统文化的抢救和保护是一场临时性的“运动”，进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完成，没有长期进行这项工作的思想准备。这种单纯的任务观念，对保护工作极为不利，一旦放弃这项工作，就会前功尽弃。有些人不能坚持正确的保护原则，喜欢做表面文章，对传统文化保护要么人为地将其“现代化”，要么刻意“复古”，均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极大地损害了传统文化的本真性[8]。还有些人在农村传统文化保护过程中，“重物质文化，轻非物质文化”，借继承创新之名的随意篡改，以适应商业需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量优秀民间艺术的消失。

2、来自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挑战。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保持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完整性、使民族民间传统技艺能够代代相传、自然延续的客观条件。一旦客观条件改变了，文化传承就面临威胁，传承链在某些环节就会出现断裂。随着现代化浪潮的涌起、市场经济的深入和信息的快速更替，社会成员在大量接触外来文化后，开始认同现代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尤其是年轻人大多钟情于现代艺术，追求时尚，对传统艺术和技艺不再有昔日的热情。加之学习传统技艺需要下苦功夫，难度高、耗时长、收入低，令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如根雕、刺绣、剪纸、竹纸等传统工艺大多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学会，太苦、太难，年轻人自然不肯问津。由此可见，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受到了严重影响，面临诸多威胁，的确令人堪忧。倘若听之任之，许多宝贵的民间文化传统将迅速消亡。

3、来自传统传承方式的挑战。在物质匮乏的农耕社会，民间艺人对从祖辈传袭而来的，又经过自己多年的潜心学习和磨砺才拥有的某种技艺、绝活，怀有一种敝帚自珍的心态，在他们看来所掌握的是立足社会、养家糊口的独有本领，这种本领只属于本家族或某一族群所有，绝对保密，不得外传。这样便形成了某些民间技艺单线式的传承方式，即一对一传承，出现只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谨慎保守的传承方式，必然造成民间技艺流传范围过窄，掌握人数极少等现象。同时，一对一的传承，主要通过口传心授，言传身教，本来就比较弱势，加上传承有许多规矩，民间约定俗成，许多民族民间艺术属独门绝技，随着传承人的相继离世，人亡艺绝。现在许多民族民间艺术品类，因为老艺人的去世而消失。

4、来自过度开发利用的挑战。在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下，一些传统文化项目的旅游开发常常摒弃珍贵的民间文化特色，忽视资源特有的文化价值，对传统文化缺乏有效的保护和继承，使一些珍贵的传统文化旅游资源面临退化和消失的危险。例如古镇，现在保护下来的古镇，大部分已失去原有的韵味，商业味太浓，失去了淳朴的民风[9]。另外，过度的开发将传统文化中古朴的民俗文化、民族风情，还有一些肃穆的宗教仪式包装成粗俗的商业性表演，使原有的文化价值被商业价值所取代，使民俗风情庸俗化。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指出，我们要以敬畏之心对待祖先的文化遗产，现在许多开发利用，过度、过火，是对祖先文化遗产的大不敬。

5、来自知识产权保护的挑战。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是珍贵的无价财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没有纳入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有些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积极实践，比如上“国遗”的项目是否可以自动转化为地理标志或保护商标；或者，由国家有关部门出面牵头，由有关行业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标、专利进行注册保护，以免遭抢注。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立法还不完善。近年来，优秀传统文化被抢注的事件屡屡发生，杭州就发生过老字号被抢注，最后不得不高价购回商标的事件，为我们的传统文化保护敲响了警钟。

6、来自原生态文化环境破坏的挑战。经济的发展、商业文化的流行以及人们消费、生活观念的改变，使得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村落文化生态遭到破坏。特别是随着新农村建设高潮的兴起，由于一些地方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不够全面，造成不少地方传统的文化遗存、积淀着浓郁文化底蕴的古村落、古建筑被大量拆除，许多民间文化遗产因此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环境，面临着在根本上灭绝的威胁。笔者调研建德新叶村时发现，农民沿公路造房给原有的古村落格局造成很大破坏。加上由于经费不足、设施落后、设备陈旧，许多古祠堂、大宅院等年久失修，大量民族民间文化实物得不到收集，一些濒临湮灭的民间手工艺制品和珍贵实物不能得到及时妥善保护，使得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弘扬难以延续。

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原则来保护，这是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要以正确的方式和原则，从实际出发，科学、全面、系统地抢救和保护好杭州的农村传统文化。

（1）建立保护名录制度。传统文化名录体系的建立是保护工作的基础，即使抢救保存的前提，也是传承、弘扬的依据。在对农村传统文化普查和整理的基础上组织专家力量对农村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鉴别、分类、制订和落实保护方案。建立市和区、县（市）农村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按照国家有关评审标准，编制“杭州市农村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筛选一批有重要价值和地方特色的代表作，申报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遗产名录。

（2）将无形的文化遗产转变为有形的形式。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搜集、记录、分类、建档，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多种方式，对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特别要对传承人生活状况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和保存。

（3）在它产生、生长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其活力，如节庆、礼仪、仪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跟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需要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才能实现，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存在的基础就是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方式[10]。比如建德的九姓渔民婚俗，它必须在本土的文化生态环境下才能生长。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就指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源地，是最适合保护的地方。”

（4）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经济资源，以生产性方式保护。比如年画、剪纸、根雕等很多手工艺制作项目，都可以作为艺人生产、生活方式延续传承。甚至可以通过资源重组，以产业运作使这些传统文化得到弘扬和传播。很多民间手工艺制作项目的繁荣，是与文化生态的生成紧密关联的。比如传统民族节日仪式的发展，会大大增加民间艺术品（如年画、剪纸）的需求。

（5）保护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活态文化，其精髓是与该项目代表性的传承人联结在一起的，因此，对项目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要以传承人为核心，通过传授、培训、宣传以及扶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有人，传承人的地位也应得到尊重。

保护农村传统文化是伟大的文化实践，是一项艰巨而又复杂的文化工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指出：“‘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这一概念揭示了传统文化保护的根本目标，即维护和强化其内在生命，增进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因此，要做好抢救和保护农村传统文化遗产的工作，就应当遵循以下四条基本原则：

（1）本真性原则。“本真性”是“authenticity”的译名，其英文本意是表示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忠实的而虚伪的、神圣的而非亵渎的含义。1960年代“本真性”被引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并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达成理解和共识。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奠定了本真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提出“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说，本真性是要保护原生的、本来的、真实的历史原物，保护它所遗存的全部历史文化信息。坚持本真性原则，有助于提高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坚持正确的保护理念和实践，有效地防止“伪民俗”和“伪遗产”占用宝贵的保护资源。

（2）整体性原则。所谓整体性就是要保护传统文化所拥有的全部内容和形式，包括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传承人和生态环境。传统文化不是某些“代表作”和零散的“文化碎片”所能涵盖的。农村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我们倡导的保护是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式来反映和保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正由以往的项目性保护，开始走向整体性、系统性的保护阶段。《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设立若干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杭州应积极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方式。

（3）可解读性原则。可解读性是指我们能够从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遗产上辨识、解读出它的历史年轮、演变规律，尤其是内在的精神蕴涵。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传统文化往往包含着该民族或地区文化最深厚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或地区文化身份的原生态和原始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承载着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心理图式和价值观念。例如，广大农村地区的剪纸、年画对象通常就是百姓的保护神和繁衍之神，传达着人类群体的原始观念，寄托着各种美好的愿望和祈求。保护农村传统文化要格外重视解读和挖掘其内含的各种精神观念。传统文化的本质基础在于它的精神价值，即在于人同文化的关系。如果只是继承其文化形式，而不能解读其内容，所继承和保护的东西就会丧失其真正的历史文化价值。

（4）可持续性原则。优秀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更加珍贵。保护农村传统文化是长期、系统、连续的事业，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只要保护的对象一旦被认定，保护工作就应长久地持续下去，一代一代承继，并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中弘扬光大。在传统文化保护中坚持可持续性原则，就应该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是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需要，更是今人寻找民族之根、疏通民族血脉、承继民族传统的必须。所以，传统文化的保护绝非简单地整理收存，它是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相偕的文化再生，是与人民大众日常生活相伴的民族文化的延续。

在抢救和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理念只是做好保护工作必不可少的前提，要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还必须通过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模式，采取合理有效的保护方法和措施。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不仅是单个群体和个人权益的实现，更是政府行使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公益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杭州的“金字招牌”，悠久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的农村传统文化遗产，是延续杭州文化的命脉。因此，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采取多样化的方法和手段，构建起有效的杭州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体系。

（1）摸清家底，开展普查。由相关职能部门、专家学者和民间艺人共同组建专业普查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一次地毯式、拉网式的农村传统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详尽了解掌握资源，摸清历史和现状。普查摸底要在充分利用现有工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制定普查工作方案，充分利用现代化办公手段，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多种方式，对各类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特别要对传承人生活状况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和保存。

（2）建立名录体系。在普查和整理的过程中组织专家力量对当地农村传统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认定、鉴别、分类、制订和落实保护方案。建立杭州市和区、县（市）、乡镇农村传统文化遗产档案和数据库，编制“杭州市农村传统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筛选一批有重要价值和地方特色的代表作，申报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遗产名录。

（3）启动保护试点和成果编纂工作。采取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的方式，对农村民间艺术保护工作进行部署。对列入试点的村镇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组织专家到试点单位蹲点调研，提供业务指导。在普查的基础上，编纂出版《杭州市农村传统文化遗产大观》，重点支持萧山越窑青瓷制作工艺、余杭滚灯、淳安竹马、富阳竹纸、富阳楹联、桐庐剪纸、临安根雕等已经纳入国家、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荟萃丛书的编辑出版。

（4）设立农村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加强文化生态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文化生态环境是文化遗产赖以生长和传承的土壤。“十一五”期间，我国将建１０个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较为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保护。国家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将从重视整个文化生态环境的维护出发，重点保护古建筑、历史街区、传统民居、当地居民及其民族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艺术、传统手工艺等。2007年6月，文化部启动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试点，成立了福建省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致力探索建设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相依存，并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保护区。我市应积极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方式。对于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较为集中的区域实施整体性的保护措施，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农村区域，设立若干个市级民族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如临安钱王故里、富阳古亭乐舞集中地等。

（1）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牵涉面广、各种任务重，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有组织领导机构、全面的规划和通盘的考虑。要将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及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尽快制定和完善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以及保护措施和目标。建立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小组，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参与，统一协调落实全市的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区、县（市）参照市里成立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为推进民族民间艺术保护工程提供了组织保证。

（2）成立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其主要职能是贯彻落实国家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政策法规，拟定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划，组织国家级、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的申请与初评工作，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级别评估及保护工作评估，组织学术、展览（演）及公益性活动，交流、推介、宣传保护工作成果和经验，指导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分中心和系统、行业相关机构开展工作等。

（3）加大对农村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无形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了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必须将“保护”放在第一位，加大对保护工作的投入。要建立全市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专项资金，并加强资金的核算和监督管理力度，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通过政策引导、资源共享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资助。

（1）注重专业分工与多学科合作的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实践性和专业性都非常强的工作，涉及到人类学、社会学、法学、传播学、史学、民俗学、民族学、地理学及艺术学、博物馆学等多个学科，要充分吸纳专家的研究成果，摈弃门户之见，注重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学科间的协同作战，做到资源共享，确保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科学、有效的保护。

（2）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保护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农村传统文化保护过程中，除自身的研究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继续办好“风雅颂”杭州民间艺术展演、“吴越风情”广场文化艺术节、临安的“吴越风”元宵灯会、余杭的滚灯大赛和民间表演艺术展演、淳安的“千岛湖秀水节”、桐庐的“神州风韵”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剪纸邀请赛等活动，鼓励临安水龙、猪八戒背媳妇、余杭滚灯、富阳东吴传龙等民间表演艺术节目积极参与国外艺术休闲活动，拓展海外演出市场。

（3）积极申办遗产大会和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活动。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着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并着力推动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活动。2004年苏州成功举办了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年，成都举办了我国首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随着各级政府和全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将更加频繁，各种关于文化遗产的演出、巡游、展览、论坛等活动将会逐渐增多。这些展会和节日的举办，不仅可以展示本地文化特色，交流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验，更是一个城市对外交流和城市品牌推广的重要平台。我市应积极利用各种手段对传统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系统的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培养群众的保护意识，发动群众积极申办各级各类遗产保护活动。

（1）尽快确定我市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物为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很多是通过口传、身授的方法来传递下来的。因此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要之举。我市可制订《杭州市民族民间艺术之乡命名办法》和《杭州市民族民间艺术家命名办法》。对列入市及区、县（市）两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和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的传承人（团体）进行项目传习活动。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命名机制，具体负责组织的申报、评定和命名工作，积极推荐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申报国家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2）注重保护农村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知识产权是密切联系的。传统文化遗产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创造，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很多项目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保护农村传统文化，明确传承人也好，确定项目也好，这本身也是对于这些传承人所创造的技艺和文化传统的认可。对于设立保护人、保护项目本身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措施，有些还要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结合起来，使保护更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使创造成果能够得到法律的保护。

（3）保护和传承手段多样化。针对不同的农村传统文化形式，各地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手段，特别是“活保护”措施，使民族民间艺术得到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桐庐等地把剪纸等技艺带进学校课堂，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艺，培养青少年儿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情和爱乡、爱国的热情。市群艺馆组织开展“拯救江南丝竹”杭州高校行系列活动，将民间艺术保护活动的触角，延伸到高等院校，得到了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1）注重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结合。农村传统文化保护涉及到政府、社团组织和族群、社群民众（传承和享有者）三大主体，正确界定三者的职责和义务，处理好三者的关系，是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应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主导作用，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同时为社会各界尤其是有条件、有资质的团体、企业与个人，积极投身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创造条件。加强与旅游业、商贸业、会展业的结合力度，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2）建立农村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过程中，保护知识产权不仅是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的利益，也是保护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国家文化主权。为保护杭州传统文化的物质权益和精神权益，应尽快建立健全相应的知识产权制度和一些强制性保护措施。明确农村传统文化遗产项目的知识产权主体、客体及内容，建立文化遗产项目的使用许可证制度。强制性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对杭州民间传统工艺、民间绝技的保密，对重要非物质文化艺术资料出境的限制，对著作权的限制等，以防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被掠夺，流失海外。

（3）培育农村传统文化旅游景区和产业基地。积极筹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传统文化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将农村传统文化的发掘、保护与乡村旅游业发展相结合，形成有注意力的民间艺术休闲体验和旅游景区，充分发挥民族民间艺术的经济价值。开展民族民间文化商演、展演、展览活动，增添景区的人文色彩，提升景区的品位和效益。重点抓好杭州铜雕艺术、富阳仿古造纸文化等一批农村民间艺术产业基地的建设。发挥杭州岳王艺术城、吴山通宝城展示、交流民间艺术作品的功能，大力扶持手工艺生产企业走向市场，吸引民间投资开发农村传统文化产业，使农村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同步进行，确保有效传承。

保护农村传统文化，既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为了在文化传统的传承中为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提供不竭的资源。当今时代，文化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化生活品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文化力与文化生活品质本质上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农村传统文化是增强区域软实力的深厚精神资源和文化根基。我们应立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优秀传统，倡导“文化自觉”[11]，促进文化创新，振奋民族的创造精神，不断增强文化竞争力，推动文化生活品质的提升，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3]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发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5] 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9]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1]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三联书店，1997

[12] 朱金坤.记忆家园——杭州古村镇.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11

[13] 曹锦清.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14]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 学林出版社，2000

{17} 向白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11

[18] 王淼.把根留住：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列思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10

[19] 张旭.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交流材料汇编.2007.5

[20] 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00(1)

[21] 刘梦溪.“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杜维明教授访谈录.中国文化.1993（8）

[22] 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湘潭大学学报.1988.1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2]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的发展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3]徐新：《西方文化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4] 朱耀廷：《中国传统文化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

[5]刘梦溪：《“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杜维明教授访谈录》，载《中国文化》1993（8）

[6]朱金坤：《记忆家园——杭州古村镇》，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年11月。

[7] .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载《湘潭大学学报》1988.1。

[8] 王淼：《把根留住：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列思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9]王淼：《把根留住：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前列思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10]余长安、周龙：《保护人类所有的记忆》，《光明日报》，2007.5.25

[11]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